1905年2月7日,旧历新年刚过,上海《时报》即开辟《风俗谈》专栏,热切呼吁:“我中国之衰弱,不仅上之失调已也,我中国近日之,亦不仅上之而已,风俗又宜急焉……者,由风俗酝酿而成……故但国政而不改良风俗,无益焉。”
两年后,即1907年,天津和上海已开始过年风俗。1907年春节前夕,天津巡即发出通告,市民在过年期间燃放烟花爆竹。这是中国首次在一个城市内全面燃放烟花。而、上海也已开始废除拜年习俗。中国年俗革新的曙光初显,并向中国腹地的湖南省会长沙开始渗透。(《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此后数年过去,在杨昌济等名人日记中均可看到,长沙的一批知识开始呼吁和践行过年新风的和实行。有一年杨昌济即在春节等重大节日中,杜门谢客,闭门读书,减少无谓的拜年应酬,这是后话。
1911年辛亥后,鉴于各省纪年方法的混乱(有用黄帝纪年者,有用干支纪年者等等)。孙中山以中华,实行新历。此提议为临时审议通过。在1912年1月2日,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正式通电改用阳历(格利历),以阳历的1月1日为新年元旦。
但阴历在中国已经沿用数千年,年关结账等都与阴历“”在一起。鉴于此情形,南京临时曾承认“新旧两历并存”,“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不过,事情没有完,到了二年,即1913年,当时不少人,仍在旧历新年隆重过年,当年一些以自诩的“愤青”便以商人作为靶子,称商人对于包含意义的公历新年漠不关心,而热衷于阴历新年,他们“不曰,即曰反对”。
因为在“愤青”们的眼中,旧历新年是前朝满清们过的节日,现在进入,而改用公历,怎么可以过前朝的节日?
湘西慈利人吴恭亨在时著有《对联话》一书说:“反正(即辛亥后)以还,一律改行太阳历。康次由为吾诵长沙一土地庙春联云:“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吴恭亨说,在长沙城内,土地庙都合塑有男女像,男像为土地公,女像为土地婆,所以有人就以土地公婆,作出上联,来影射当时有人人们过公历新年的了。
吴恭亨《对联话》中并未指出这副对联出自哪条街的土地庙,但近年来,竟有人坐实此联出自坡子街的土地庙,可发一谑。
到底是过阳历新年,还是阴历新年,在八十年前,仍然是当时人们争论的线月的《大湖南日报·报余》载有公午先生所撰《不过年要你过年说》一文。称:“不过年,要你过年,此长沙至普通之俗语也。在前清时闻之,似乎不求甚解。至今日而此情此景,昭然可见矣。自改用阳历,而又不能废除阴历,两历而俱存之,各行其是,双方敷衍,自实际上言之,大有‘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之势。分而言之,阳历之年,一般普通目,大都视为不算过年者也,例如商界不结比期,而五色国旗一律高挂。是商界不过年而要你过年者也。学界不必举行年终考试,而通行放假一天,是学界不过年,而要你过年者也。报界亦并不结束,扯五色国旗而贺新禧,是报界不过年,而要你过年者也。”
推之于、军界,由内容而观表面,莫不皆然,而一种有名无实之年,真有所谓过其所过,非吾所谓过;年其所年,非吾所谓年者矣。
负我则在1926年元旦后写有《过阳历新年赋》,这篇赋中说:国号,铸成大错,未见安宁,尽出烙壳。一年不如一年,哪个肯服哪个……你要推倒他要抬,闹得起簸,竟把来好玩,这样的日子实难过。又是十五年(指十五年,即1926年)也,照旧历还差月半周末,正仲冬就改春正,牌坊扎得满门绿,轿子抬起一色黄。互相拜贺,大家,光华复旦,,中华从此,复始一阳。尔乃只要鞠躬,不必作揖。新年之希望无非欲革除旧污,报馆之感言,也只想改良……庆祝升平,究竟能过了几日,神经昏乱,不知朝市是何时,新喜,且看墙上的挂历。假放两日,节只一天,守岁并无除夕,玩灯又非上元,虽然欢天喜地,民间仍是冷火秋烟……三十晚讨账要出月,恰是团圆。总之百姓不来神,冒得好多兴。再等一个月,就热闹,那才真过年。
与阳历新年相对应的是阴历新年。1924年2月11日(阴历正月初七)长沙《大公报》中《旧历新年之长沙社会写真》有一则报道说:各机关原奉省座命令,从(阴历)元旦日起,至初三日,放春假三日,初四日仍照常办公,时虽一律开始办公,然为习惯所缚,除军事机关及榷运局等处照常办公外,其余均不过略支几件照例公文,无甚要事可办,故各职员,多不报到,惟各处门丁、夫役相聚牌赌,颇足为各机关之点缀。至警厅刘厅长,连贺年陋俗,亦并免除,(在此之前)其谕令云:“明日为阴历元旦日,本厅内外职员,应免庆贺,以省繁之,当由值日员通令各队署分所知足矣。”也就是说,到了阴历正月初四当时的一些“公务员”们该上班了,可他们却还在家里热热闹闹舒舒服服地过着旧历的新年。
鉴于长沙人并不热衷公历新年,而对旧历新年,即春节如痴如狂,当然就有站在“”立场者,要出革“春节”老命的四个办法。
该文说:今日又是十四年(1925年)阳历元旦日,可是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日子,还没许多的感觉,既不有“驹光易逝,徒与老大之悲”的,又不见有“桃符换新,共庆阳春之喜”的。仅只几面五色国旗,飘扬在那机关与学校门前而已,像这般冷冷清清的景象,真是“将缣比素,新不如故”了。有人说“阳历之不易通行,阴历之不易革除,其原因是在农商,农人利用阴历节气耕种,促行,必不方便。商人么阴历三节(即端午、中秋、除夕)为大比,每月十五及月末为小比,结束账目,若急促更张,也于势难行”。
由此看来,那么,想要阴历的习惯,普及阳历的习惯,就非用一种方法不可,在下不揣固陋,拟有数条分列在下面。
像以上这几个办法,一方面由负责任,一方面由人民大家负责,那么只要行使二三次,包管数千年的旧习惯,可以全体,使之不存了。
以这模样的小事,中国和人民都尚因循不能,即此足见中国人真无的本领,无进步的,只算是一个老大病夫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八十多年前的说法,也许人人都可以当“事后诸葛亮”。而如今我们大力“过旧历新年,中国人过中国节”,只能说明,我们有了更多民族的自信,传统的节日当有传统的东西来维系,而传统并不能与不、不进步完全画上等号的。把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与进步、、挂钩,,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显然也高明、进步不到哪里去。
年鉴中说:我国民间旧例,新年悬贴神像于门,相沿已久,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无地无之,考门神之称,始于礼记丧大祭注:“君释菜,以礼礼门神”。此泛言门之神也,后世乃举人名来坐实门之神,有人传说门神是古之勇士成庆(见《淮南子》),有人又传说门神为荆轲(战国时人,因报燕太子丹之恩,假充燕使入秦,刺秦始皇不中,为秦始皇所杀),也有传说门神是神荼、郁垒兄弟二人,这两兄弟能“执鬼”(见《风俗通》)。又有传说说,春节所贴门神亦是唐代名臣魏徵及武将尉迟恭。
年鉴中说:以上数种传说,除神荼、郁垒较为荒诞无稽外,其余诸人,不是侠烈义士,就是贤臣良将,由此可知人们在春节悬挂的门神含有纪念忠义的深意,后来流传日久,以讹传讹,渐失真意。
当时的湖南省就说,今日,我们要改良春节风俗,就应当先从恢复门神的当初真意开始,改正其名称错误,并名称、题材、式样各项。湖南并通令各县市暨省会,遵照推行。由此可见,当时对于春节,除了管赌博、玩花鼓的外,更管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门神了。肖涵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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