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随后逐渐形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加强了对经济的管控。在此背景下,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也兴起了关于计划经济的讨论热潮,产生了多种流派,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就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分支。中国的民生主义计划经济以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为体制范本,并受到统制型经济模式的影响,围绕民生主义计划经济的性质、原则和实现途径等进行了广泛讨论。
摘要：1957年我国高校领导制度大讨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由党和知识合力推动的结果。它主要围绕教授治校、党委治校、办校三个议题展开。大讨论中提出的许多中肯意见,但由于受到当时反右斗争的影响,大讨论迅速演化为一场的运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也是党在领导高校工作中必须吸取的沉痛教训。
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以世界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战后亚洲秩序的缔造。为了消除美、英强国对中国战后领导亚洲的防范心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极力主张由中美联合扶助战后越南,希望利用美、英在战后亚洲殖民地处理问题上的矛盾,借助美国的支持来抗衡英国的。战争后期,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和法国国际地位逐渐提升的不利国际形势下,蒋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法,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通过积极改善中、法关系,切实中国在越南的现实利益。受制于战后国际局势的逆转和中、越两国内部局势的恶化,蒋介石主要从上越南民族运动,无力提供实际物质方面的援助。
摘要：满铁上海事务所实施之华中调查是中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军对华北、华中的侵略而展开的。满铁上海事务所的华中调查工作准备比较仓促,调查人员背景各异,培训也不充分,原本计划十年的调查实只进行了三年,其间开展了综合调查和若干个别调查。其调查报告书的内容,相较于满洲产业调查局的调查或满铁调查部的华北农村调查,仍停留在基础阶段。然而,该调查报告书的价值不可低估。首先,工商业和都市不动产的惯行调查(即习惯调查)内容中,收录有未加工或分析的原始材料。其次,同一时期以上海及南京为据点,还存在着机关与私人企业在华中地区进行的调查,对照这些报告书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录,能够重新上海事务所调查报告书之价值。
摘要：军事力量与财政经济是直接关系八军在前线作战存亡的两个重要因素,八军进入山西之初,重视军事作战,除部分拨款外,多采取临时就地筹措的方式获得粮饷补充。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八军与根据地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困难,从而转向自主的长期抗战,在经济上重视生产和建立财经秩序,财政由自筹自支向统筹统支发展。可以看到,军事紧张与经济困难与八军从无到有、从混乱到有序地创建军事财政体系,而抗战初期财政问题的解决又为八军扩大自身力量并立足华北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法律在中国实践中的问题不断涌现,中国开始寻求适合自身实际的形式,南京国民时期的基层调解委员会就是在追寻适合中国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对重庆及附近地区基层调解委员会的分析,可以发现调解委员的身份大多为地方精英,基层调解委员会工作成效也存在一定缺陷。不过,在社会关系纷繁复杂的今天,这种具有东方智慧的行政调解机制也能提供诸多的历史借鉴。
摘要：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实与上海兼具天时、地利、人和诸有利因素有关,是历史诸因素合力的结果。所谓天时,是指1927年以前上海与城市中心的主题及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相耦合,并占有主导地位。所谓地利,是指上海具备适宜成长的土壤。所谓人和,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以及中国在上海的建党。当然,1927年以后由于中国主题的转换,及租界对中国的加剧,致使诸有利因素逐渐消解,中央遂于1933年春迁往中央苏区。此举既是形势所迫,亦是大势所趋,因为中央的驻地理应跟随主题的改变做出应有的调适。
摘要：鄂西南因其自然生境与战略地位,在抗战后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透过民事司法档案来看,这一时期的鄂西南基本上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法体系当中。在国家的程序中,传统力量虽有惰性,但国家有效地利用了民间资源,内中既可看到国家力量的强大,亦可看到国家认同的加强。在国家面前,民间资源的力量作为一个矢量,究竟朝向积极的一面还是朝向消极的一面,有待于国家作出审慎的选择。尽管对于习惯法更加熟稔于心,但整体上国家法处于强势地位。从纠纷的解决过程来看,财产法秩序正是在民间与国家力量的综合较量中形成的。
摘要： 以来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1991年是劳动关系从行政隶属式转向市场契约式的起步阶段，劳动关系的缔结、管理具有二元化和过渡性特点；1992～2001年是加快推进市场化劳动关系建立的阶段，劳动关系从国家化、行政化向企业化、契约化加速推进，基本实现了企业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2002—2017年是建立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阶段，《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实施，特别是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做出了顶层设计和部署，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完善。
摘要：成为执政党后,中国需要快速实现社会化以实现整合。上海接管后,一种特殊的基层群众组织获得广泛发展,这就是读报组。这一组织不仅能够快速有效地将新的、政策、方针直接地传递给,塑造社会全新的意识和人格,更重要的是借助其有组织的集体学习以及反馈机制,新实现了对社会化目标、内容、过程和效果的全面介入与控制,从而确保了社会化的实效性,达成了对市民的整合。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左翼文化在上海兴盛并广泛的关键时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知识青年介入其中。本文解释了这些青年群体是通过怎样的渠道、网络和资源被吸纳到左翼文化的历史潮流,而其在上海的公共生活网络和私人生活世界是如何构建的,阶层、地缘、书店、学校、报刊等各种媒介等如何影响了这个群体的聚集与分化,最终试图阐释中国主义对城市中小知识青年的动员机制。
摘要：当前深化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关键途径之一,是民间史料的全面收集与系统整理。苏区民间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与苏维埃历史有关的家族文献、契约文书、史料、红色实物遗存、民间文艺史料及基层档案馆所藏未刊档案文献等类别。其收集与整理,须整合院校学者、党史工作者、地方档案部门专家、红色收藏家等力量,运用民间历史文献学、深度、吕雉的情人实物考察与鉴别等方法。苏区民间史料,有助于丰富苏区史研究的资料库,拓展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内涵与外延,并助推苏区史研究的持续创新。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士兵和军官的民族成分一直是多样化的,以汉族为主,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各地出版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有记载。经多方搜寻各地文献史料,并部分实地调查考证:第一,1930年以前,红军中的少数民族士兵、军官以红七军、红二军团中居多,估算红七军中有2500人左右,以壮族、瑶族为主;红二军团中也有2500人左右,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二者相加约为5000余人,占全国红军总数62000余人的8%。第二,长征时期(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包括:在长征中先后约有2300-4000名少数民族战士加入中央红军,主要是苗族、彝族、回族;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和长征中先后约有2900-3800名少数民族战士加入,主要是土家族、白族、苗族;红四方面军中的藏族、羌族和瑶族约为3000名;三大主力红军合计先后约有8200-10800名少数民族战士加入。
摘要：近代上海五方杂处,华洋混居。城市犯罪在多种的交织中滋生,犯罪颇为。上海工部局在治理犯罪时,积极推进警政和捕房纪律整顿,以市政自治租界秩序,亦尝试与租界华人团体和上海市合作,加强秩序协防,但由于各自的动机、目标和的差异,各方互相猜忌和,使治理犯罪的效率和效益始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面对上海公共租界犯罪日盛,华人居民安全感降低,工部局华界社会不合作,华人工部局,华界的协防也因不符合租界市政自治被工部局摈弃,合作消逝而转为冲突。上海工部局陷于自治抑或协防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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