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1925年入党，1949年任政务院财政部长，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等职，于2007年1月15日2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薄一波一共有四子三女，其中除了长女薄熙莹外，其余皆为第二任妻子胡明所生。他们分别是长子薄熙永，二子薄熙来，三子薄熙成，四子薄熙宁;次女薄洁莹，小女薄小莹。
薄熙永是薄一波的长子。化名李学明。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曾任北京油嘴油泵厂厂长，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光大国际2012年4月25日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李学明已辞任公司副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亦不再担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委员会委员。
薄熙来是薄一波的二子，他198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文学硕士。曾任大连市委书记，大连市市长，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委副书记，辽宁省省长，商务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等职。
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10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薄熙来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终止;11月4日，十七届七中全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的处分。
2013年07月25日，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已由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3年8月22日，薄熙来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2013年9月22日，法庭对被告人薄熙来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薄一波三子薄熙成1951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历任北京市景泰蓝厂厂长、书记，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总经理、副书记，北京市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现任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北京六合兴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六合兴饭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兴大助学基金会理事长。
薄小莹，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薄小莹与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原是同学，据称当时薄一波要找秘书，正是薄小莹的推荐，使得王益最终成为薄一波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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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眼中的习仲勋：习近平为人特别像他父亲
我从1996年初开始给习老当秘书，直到2002年习老去世，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年。以后，又有两年时间为其整理资料，直到2004年6月调到上海工作。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
我是他的后辈，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我无法亲眼见证，但作为他的秘书，我长期接触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也曾听他亲口讲述早年的种种经历，由此，我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一点了解。
纵观习老的革命生涯，有两大闪光点：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跟随刘志丹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广东担任省领导时，他力主制定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开拓，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广东的改革开放，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
毛泽东初识习仲勋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毛从当时农村院墙上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习仲勋”的名字。当时，陕北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在革命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免，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此时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真年轻”。习老后来对我们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1952年初，习老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习老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习老最早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还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
习老是1978年4月到广东主持工作的。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年12月调回中央。习老主持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而习老直至来广东的前一个月，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按习老的夫人齐心的话说：“仲勋那时候恨不得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补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习老到任后，即到广东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许多事。当时，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别说荔枝、香蕉这些水果成了奢侈品，就连日常必须的副食品也极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篮子里多是“无缝钢管”(空心菜)，更不敢养“三鸟”(鸡鸭鹅)。习老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7月，他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他感到很难过。这次宝安之行，对他的触动很大，他下决心要搞好广东的经济。
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习老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不久机会就来了。
1978年11月至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老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种敢于突破旧体制的大胆构想，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习老又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老曾说过，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心里有底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非常相似。
回到广东，习老召集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
1979年4月，习老再度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上习老直截了当地把广东省委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他请王全国同志(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
广东省委的意见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并得到赞许和支持。之后，习老又单独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小平同志一挥手：“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中央(即《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这个文件给特区定名为“出口特区”。
7月中旬，中央做出了回应，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同意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即1979年“50号文件”)。
对于中央的这一决策，习老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到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
为了落实这一决策，习老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他同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设特区的各项工作，具体研究解决了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等政策问题，并决定从省直及有关方面抽调干部，增强深圳市的干部力量。
1980年3月末，谷牧又来到广州，主持成立特区的会议，会上习老将最早提出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
此后不久，深圳特区开始设立，特区的奠基仪式是由习老亲自主持的。
1980年12月，习老调离广东到中央。这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外贸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一些大的合资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公路桥等，都在进行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此后广东的经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习老在调离之前，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这是他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重登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盛典，了却了多年心愿
习老为人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习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长期在深圳休息，没有回过北京。1999年9月28日到10月9日，习老应党中央的邀请，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典，是他九年来第一次回京。
虽然多年身居南方，但习老始终关心着北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这次应邀出席国庆大典，他显得非常兴奋。在来京之前，他就经常念叨着：“九七香港回归后，我没有应邀去香港;之后，作为十五大特邀代表，我请假没有出席。但九九年的五十年国庆大典，我一定要参加。一九四九年，我作为西北地区的领导人，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民一起欢庆新中国的成立。五十年大庆，我要重登天安门城楼，亲眼看看新中国五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1999年10月1日上午，习老穿了一身女儿桥桥特为他出席国庆大典而定做的灰色中山装，于9时30分准时到达天安门城楼。习老被安排在城楼最前面第一排西侧贵宾席，他的左边是黄华同志，右边是谷牧同志。庆祝大会10点准时开始，看着广场上声势浩大的阅兵部队、展示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丰硕成果的游行彩车，和热烈欢快的群众队伍，习老激动不已。他精神很好，多数时间一直站着，不时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我抓住机会，为习老拍了不少照片。
当天晚上，我征求习老意见，是否还出席国庆联欢晚会，习老兴致很高，表示要参加。晚上八点整，他在天安门城楼前面东侧的贵宾席前就座，观看联欢表演和礼花。后来因风大气温很低，经我们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习老才返回城楼大殿内休息。这时，习老让我向中办转达他对江泽民同志的感谢和问候。片刻之后，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出现在大殿门口，他跨过门槛，快步走向习老，上前紧紧握着习老的手，说道：“习老您身体真好，几个活动都参加了。今晚天气这么冷，您也来了，连个围脖都没戴……您夫人身体可好?我让王冶平来看你们。”说着，江泽民同志招呼我和记者给他俩合影留念。
在随后的几天，习老游览了北京市容，故地重游了中南海，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与老战友老同志叙旧，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直到10月9日返回深圳。
1949年习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的国庆盛典他重登天安门，可以说是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他的出席，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习老常常提起，他对这次北京之行非常满意。
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习老对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而非“言传”。他性格耿直，一辈子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作风清廉，从不骄纵家人。习近平当福建省省长的时候，回家看望习老，都是毕恭毕敬站在一边，直到习老发话他才会坐下。前不久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评价习近平“平实低调，谦和大气”，这也是习家家风的体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习老的夫人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很远，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中都要八九点钟了，当时近平的弟弟远平还在哺乳期，没有一天不饿得嗷嗷大哭，但即使这样，习老也没为夫人换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后来，为了让齐心阿姨安心工作和学习，习老硬是让小女儿安安靠吃奶粉长大。
习家的孩子从小家教甚严，众所周知。用习近平的话说，“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有时几近苛刻”。孩子们的衣服从来就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穿小了，再给弟弟妹妹穿。有一次近平因为不肯穿姐姐桥桥的花衣裳急哭了，习老出面救急，用黑墨水把花衣裳花鞋子染黑了，再让他穿。
在齐心阿姨看来，近平的为人特别像他的父亲，有些事做得和习老简直如出一辙。那年，近平离开中央军委，主动到河北正定工作不久，有次出差，坐的是火车硬座。途中，忽听有人在车厢里哭，原来是一对逃票的姐妹被逮着了。两姐妹说是去找父亲，实在没钱买票。近平听了，一下子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异地漂泊的日子。他看那两姐妹年纪很小，穿得也很破，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就主动掏钱为她们补了票。两个小姑娘非要近平留下地址，说找到父亲就来还钱。近平推脱不过，就留了地址。后来，这两个小姑娘还真拿着钱找来了，一看近平是县委书记，很紧张，近平赶紧好言安慰，最后不仅没要她们的车票钱，还又给了她们一笔回家的路费。
早在1939年习老主政陕北根据地时，某些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说是“陕北救了中央”，习老听到后立刻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在摆正位置、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方面，习近平完全秉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风务实，不喜欢发表政治宣言。
如今，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的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习老的晚年生活平静安详，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他还特别喜欢听秦腔，兴致浓时自己也吼上几句，他是陕北人嘛。现在，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遗愿，安放在家乡陕西省富平县-那片他所热爱并抛洒过热血的黄土地。
文章摘自《档案春秋》2008年第1期俞惠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曾于1996年至2002年担任习仲勋秘书）/口述龙飞晶晶/采访并整理原题为《最后一任秘书眼中的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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