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工业增速高位回落，但运行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后危机时代”中国工业在增长速度和机制上将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工业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二是产业升级将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的边界出现模糊；四是产业转移速度将加快。当前中国工业运行中既面临着一些有利因素，但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但总体上看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利用VAR模型和SARIMA模型进行预测认为，2011年中国工业进入低速平稳增长阶段，全年增速将维持在12.4%左右。为此，国家应调低工业增速预期，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在中央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作用下，工业经济运行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的态势基本确立，工业增速高位回落，但运行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2011年中国工业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国家应在调低工业增速预期、维持工业平稳增长的基础上，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工业的转型升级作为政策重点。
2010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总体上延缓了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企稳回升态势，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然而，从季度和月度数据走势来看，工业增速出现了高位回落的态势，如图1所示。造成工业增速下滑的首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2009年全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了29.1%，在个别月份甚至达到90%。然而，进入了2010年，尤其是2010年下半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上涨，国家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下滑，2010年增速仅为18.8%，不仅远远低于2009年的水平，而且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这也直接造成了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工业增速回落。
其次，出口增速下滑也是造成工业增速下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出口受世界经济形势恢复缓慢、2009年基数逐步提高、国际贸易主义抬头等因素的影响，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工业品出货值月度同比增速出现了逐步下滑的趋势。相比之下，消费的增长较为平稳，2010年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维持在18.57%上下。
重工业由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快速增长逐步转向平稳增长，月度同比增速与轻工业趋近。虽然重工业增速的放缓使得整体工业增速出现一定幅度回落，但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仍均保持了两位数的较快增速。
轻工业的稳速增长为整体工业经济的平稳运行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绝对量上看，重工业仍然是支持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部地区发展速度快于东部，西部地区企业效益明显提升。2010年，东、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9%和18.4%，增速比上年加快5.2个和6.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增长15.5%，增速与上年持平。
2010年1-11月，东、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5.3%、52.7%和62.7%。企业盈利能力明显提高。2010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8828亿元，同比增长49.4%(去年同期增长7.8%)，成本费用利润率从2005年的6.31%提高到的6.79%；按现价计算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005年的10.86万元/人·年提高到22.1万元/人·年。
国际金融危机下，国家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和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而原材料工业也成为了受惠最大的行业。从2009年开始，原材料领先于其他行业率先恢复，成为我国工业企稳回升的关键性力量，尤其是2009年第四季度，增速持续保持在20%以上。2010年1-5月份，原材料行业延续了2009年四季度以来的快速增长势头，且增速总体上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然而，原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也造成了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的迅速增加，当月同比增速在2009年11月达到了10.7%，同时我国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较强的通货膨胀预期和经济过热的苗头，在这种情况下，从5月份开始，国家加大了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加强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管理。六大高耗能行业的增速已经明显下滑，产能过快增长势头也得到遏制。
2010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5%，比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分别回落3.7个和1.3个百分点，其中9-12月份当月增速均低于10%；2010年六大高耗能完成投资34754亿元，比上年增长14.8%，增速同比回落7个百分点，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作用下，工业用电量增速逐步减缓，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当月同比增速由2009年11月的10.7%逐步降低到2010年8月的0.7%。
从2009年4月份开始，中国工业经济企稳回升，逐步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然而，由于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实体经济层面原因并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得到真正的解决，因此从世界经济来看，“后危机时代”并不会很快的度过，而是还将经历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工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都将得到继续提升，但在增长速度和机制上将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影响着下一阶段的工业经济运行。
2003年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中国工业增长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中国工业增速长期保持在15%以上，甚至在很多月份达到了20%以上。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都为工业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也带动了建材、钢铁、家电、纺织等下游产业的迅速扩张。居民消费升级加快，消费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强。
出口迎来了增长的黄金时期，中国的外汇储备由2002年底的2864.07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底的14336.11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然而，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工业增速开始进入下滑的轨道。当时造成中国工业增速下滑的原因除了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外需减少以外，更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从而造成东南沿海地区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工业增速下滑的势头。或者讲，中国工业增速下滑的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已经出现，国际金融危机仅仅是加剧了这种趋势，使其加速到来。
国际金融危机下，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仅仅延缓了工业增速下滑的时间，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中国工业增速的继续回落不可避免。从投资上看，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完成，以及货币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转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将不可避免。2009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月度增速长期达到60%甚至90%以上的情况在短期内不会重演。
从消费上看，虽然中国的消费升级还会继续，但是居民收入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增长，而且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1.6升及以下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出不可避免的会对工业品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从出口上看，世界经济的彻底复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贸易主义的抬头也将阻碍中国出口增速的恢复。
中国工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这种成就被更多的打上了外延式增长的烙印。很多学者通过测算中国的TFP增长率指出，中国工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的贡献有限，低技术进步与高投资、高增长构成了巨大反差（郑京海等，2005；旺等，2005；刘伟等，2008）。
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体现型技术进步与非体现型技术进步，美女护士也疯狂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更多地是内嵌于设备资本的体现型或物化的技术进步，从而支持中国经济存在效率改进的观点（易纲等，2003；林毅夫等2007；王小鲁等，2009）。很多学者通过研究进一步证明，虽然各地在工业发展中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浪潮，但是这些行业的规模效率却确实有所改善（吕政等，2000；魏后凯，2001）。
后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通过测算认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即在快速资本积累、资本化扩张主导经济增长的时期，TFP 作用就相对较弱，而当资本积累较慢、作用下降时期，TFP 的作用就会上升。以来，中国工业的增长更多是源于经济资源的不断资本化，但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在个别年份超过了资本积累的贡献。
目前，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不仅是传统产业，而且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均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工业资本积累的速度将明显放缓，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将下降，而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将提升。与国家技术进步主要内化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知识创新不同，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更多内嵌于设备与资本，主要体现为现有产业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在中国市场上实现进口替代。下一阶段，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速度的加快，传统产业和设备更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将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寻找支撑下一轮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抢占下一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国家纷纷把发展新能源产业、推行低碳经济、实现“再工业化”作为其应对经济危机、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奥巴马的新能源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对制造中心进行，实现“再工业化”，把它们变成清洁技术的领先者。欧盟委员会制定了欧盟未来十年发展的“欧洲2020战略”，提出加大在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机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教育和培训等方面上的投入，加快用低碳技术传统产业，谋求欧洲在未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的领先和主导地位。
日本出台了未来能源开拓战略，提出要建成世界第一的环保节能国家，并在太阳能发电、蓄电池、燃料电池、绿色家电等低碳技术相关产业市场上确保所占份额第一。国家的这种战略调整并非利用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而是利用新能源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从而对现有产业的发展模式、竞争规则、分工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使其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夕阳产业在植入新能源技术后有可能变成朝阳产业，重新具有竞争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受市场规模和技术经济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奥巴马大力推动的新能源产业，还是欧洲大力投资的“绿色经济”，以及被寄予很大希望的生物、海洋、空间产业，都很难在短期内彻底取代传统产业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但是，新能源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及“绿色经济”的大范围推广却会对传统产业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国家之间、企业之间旧的“游戏规则”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重塑，当前的全球分工体系也将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调整。发达国家在发展新能源产业时，会在传统产业中建立一些新的技术标准，而只有与这些技术标准相兼容的技术才能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能否用先进技术传统产业，实现新兴产业和传统的产业的融合发展，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工业在成本上将继续维持较大的领先优势，很多被认为是夕阳产业在经过技术以后能够形成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转变为新的朝阳产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融合了新兴产业技术的传统产业仍将是拉动中国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也只有与传统产业结合以后，才能真正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受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向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速度已经开始加快，大量的东部企业到部地区投资，将企业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部地区。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延缓了这一进程。受外需大幅下滑等因素影响，东部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资金紧张，对未来市场预期下降。
同时，由于2008年困扰企业的“民工荒”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也得到了缓解，因此，东部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愿望明显降低。进入2010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东部地区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又凸现出来，“民工荒”重新成为困扰东部企业的迫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东部企业又开始纷纷将加工制造环节向部地区转移，一些跨国公司在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时候，也更多的考虑部地区。2011年，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在国家区域协调政策的推动下，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地区向部地区转移的速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快。
2011年，中国工业既面临着一些有利因素，但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但总体上看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工业经济运行的速度和质量将直接取决于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结果，以及国家在应对这些因素中做出的反应。
（1）工业增速趋于平稳，企业信心稳步恢复。2010年上半年，中国工业经济总体上延续了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企稳回升态势，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然而，从下半年开始，工业经济增速由较快增长转向平稳增长。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其中一季度增长19.6%，二季度增长15.9%，三季度增长13.5%，四季度增长13.3%。
从月度增速来看，一季度最高增速为18.1%，最低增速为12.8%，波动为5.3个百分点；二季度最高增速为17.8%，最低增速为13.7%，波动为4.1个百分点；三季度最高增速为13.9%，最低增速为13.3%，波动为0.6个百分点；第四季度最高增速为13.5%，最低增速为13.1%，波动为0.4个百分点。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虽然工业增速呈现下滑趋势，但波动性明显降低，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逐步消除，开始由企稳回升转向平稳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回落以后重新开始转向平稳回升，这也反映了工业企业信心的恢复。
（2）“十一五”目标完成，“十二五”面临开局之年。中国工业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总量上看，2010年，中国P达到5.879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增加值也从2005年的7.72万亿元增加到16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11%以上。从产业水平来看，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取得成功，国产新支线飞机实现首飞，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吨级乙烯成套装置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实现自主制造。从节能环保来看，“十一五”期间，单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5%以上，工业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25%和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前实现“十一五”目标。中国工业在“十一五”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同时面临地方换届，地方投资热情高涨，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投资热。
（3）与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与东盟、韩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如表2所示。其中，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292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5%；与韩国双边贸易总值达2306亿美元，同比增长32.6%。巴西和印度成为我国第9和10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值分别为625和618亿美元，分别增长47.5%和42.4%。此外，中国与俄罗斯和南非双边贸易总值分别增长43.1%和59.5%。
（1）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下，国家为刺激经济复苏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过剩逐步积累。从货币发行数量看，2009年末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同比分别增长32.4%、27.7%，而在2007年末分别为21.1%、16.7%。
2010年末，狭义货币（M1）余额26.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广义货币（M2）余额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增幅超过年初预定17%的目标。从银行贷款来看，2009年我国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共计9.59万亿元，几乎是2008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的两倍。
2010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95万亿元，超出年初制定的7.5万亿元新增信贷规模4000多亿元。在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下，从2010年7月开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不断攀升，从7月的3.3%到11月的5.1%，再到12月的4.6%，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从2010年1月的3.7%持续上涨至11月的11.7%，再到12月的9.6%。同时，企业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增幅与工业品出厂价格增幅形成“倒挂”，直接挤占了企业利润。
2010年，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累计同比上涨5.5%，工业品生产者购进价格累计同比上涨9.6%，高出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4.1个百分点。过快上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会通过产业链向下业传导，并最终传导到消费环节，对居民消费价格稳定形成压力。目前，虽然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从积极转向稳健，但已经积累的流动性却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消除，而且国际大商品价格的持续高涨也会进一步增大国内通胀的压力。
（2）4万亿投资计划已经完成，扩内需政策处于新旧转换阶段。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扩内需政策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用于铁、公、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廉租住房、棚户区等保障性住房，农村水电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等。
二是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的扩内需政策，主要包括1.6升及以下乘用车购置税减免，农机汽车家电三下乡，3G网络建设投资，国产首台套装备政策，等等。扩内需政策的出台对于提振市场信心，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建设，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2010年是这些扩内需政策发挥作用的最后一年，2011年扩内需政策处于新旧转换阶段。“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建立扩内需的长效机制，通过收入分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相比于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短期刺激政策，这一政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避免了直接的行政性调控，因此，有利于减少政策对市场机制的，维持了经济的内生动力机制。然而，也正因为没有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新的扩内需政策可能难以在短期之内线）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对华贸易进一步加剧。2010年以来，随着刺激政策效应的明显减弱，库存回补接近尾声，加上主权债务危机等新生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呈现持续减缓的态势。据联合国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1％，比2010年回落0.5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量将增长6.6％，比2010年放缓3.9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4.2％，比2010年回落0.6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量将增长7％，比2010年放缓4.4个百分点。
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复苏，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救济数量大幅度下降。2010年上半年，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反倾销调查69起，反补贴调查5起，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29%和44%。然而，对华发起的贸易调查继续呈高发态势，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摩擦形式无形化即以知识产权、技术性壁垒形式出现；二是摩擦对象正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蔓延；三是涉及的产品从传统的劳动密集的纺织品、化工产品向能源、电子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扩展。2010年1-11月，中国共来自19个国家或地区发起的56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70亿美元。此外，美国对我国发起了知识产权337调查19起，301调查1起。贸易主义加剧已成为阻碍我国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
（4）房地产业调控力度加大。国际金融危机下，国家放松了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例如，下调房地产企业资本金比例，下调首付比率，实施房贷利率优惠等，结果带来了房价的飞涨。2010年，国家出台了几轮被称为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例如，“国十一条”、“新国十条”、“新国五条”等。结果，在房地产业调控政策的围追堵截之下，尽管房价仍然上涨，但涨幅有所收窄，宏观调控取得一定成效。
进入2011年以后，国家出台“新国八条”，并在上海试征房产税。从中央有关文件来看，中国将主要从加快保障房建设、严格土地管理、采取信贷杠杆、加强外资进入房地产业的管理等方面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2011年我国将开工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并且保障性住房及中低价位商品房土地供应将继续保持70%以上。目前，针对房地产价格的连续高压调控政策已经形成。房地产业由于其基础性、支柱性以及先导性的特征，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存在极其广泛的前向、后向与环向关联作用。据估计，房地产开发投资通过关联产业和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超过20%，房地产业调控力度的加大必然对工业增长造成影响。
课题组建立了VAR模型和SARIMA模型分别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进行预测，然后将二者的预测结果进行平均，作为2011年工业增加值的最终预测值。其中，VAR模型的结果更多是反映外生变量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而SARIMA模型更多是反映了工业企业增加值数据自身的规律性和趋势性。模型预测2011年中国工业进入低速平稳增长阶段，全年增速将维持在12.4%左右。
（1）VAR模型。选择工业增加值（ZJZ）、汽车产量（CAR）、发电量（ELEC）、原油加工量（OIL）、成品钢材产量（STEEL）、商品房新开工面积（FDC）、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FIX）、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ALE）、工业制成品（SITC1）出口总值、工业制成品（SITC2）进口总值共10个指标的同比增长率建立VAR（2）模型，选择1996年2月至2010年12月为模型估计期间。数据主要源于中经数据库，如数据库中没有当月同比增速数据，则利用当月值、累计值数据推算同比增速。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当最大滞后阶数为6时，FPE、AIC标准确定的阶数为2，SC、HQ标准确定的阶数为1，LR标准确定的阶数为3，选择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获得结果如下。其中，调整R-square=0.86，F统计量=52.48，样本期间为1996年2月至2010年12月，共163个观测值用于计算。
任何模型预测在适用范围上都存在局限性，本文中使用的模型同样如此。本文模型的适用情景是2011年工业运行的外部基本延续2010年下半年的情况，在相关政策、世界经济形势等方面不发生大的冲击。如果2011年国家出台新的内需刺激政策，放低节能环保要求，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或者世界经济形势发生超出预期的好转，那么2011年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速将显著高于模型的预测结果；
相反，如果国家在结构调整方面出现一些新的大的动作，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的突发事件，那么2011年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速可能比模型预测更低。但总体上看，2011年中国工业将进入低速稳定增长阶段，而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课题组利用SARIMA模型对2011年拉动工业增长“三驾马车”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获得以下结论。
（1）消费将出现一定幅度下滑。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11年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增速将在震荡中下滑，在5月份达到最低点，然后开始逐步回升。从全年来看，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比2010年下滑3-5个百分点。
（2）投资增速将持平或略低于2010年下半年的水平。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第二季度有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然后第三季度有所回升。从全年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比2010年全年下滑2-3个百分点。
（3）工业制成品出口将出现震荡下滑。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在3、4月份可能会达到高点，而到了5、6月份又会迅速跌到低点。月度同比增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差距可能会达到20个百分点以上。从全年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将低于2010年水平，差距甚至可以达到10个百分点。
2011年中国工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应调低工业增速预期，在维持工业平稳增长的基础上，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工业的转型升级作为政策重点。
2003年以来，中国工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直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年度增速均保持在16%以上，甚至在处于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的2010年，也达到了15.7%。然而，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后必然会伴随一段时期的增速回落，这是经济系统本身调整的需要。也只有这样，中国工业才可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预计2011年，中国工业将开始逐步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年度增速可能会比2010年下滑3-4个百分点，尤其是年中的一段时期面临的工业增速下滑压力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始终将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作为政策的重心，避免部分地方因为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放松了对“调结构”的要求。2011年是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规划期的最后一年，要把全面贯彻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作为重要任务，抓紧落实和组织实施好振兴规划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完成调整振兴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同时，注重研究中国工业在“后危机时代”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结构调整的新思、新办法。
技术是在当前条件下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与过去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忽视传统产业不同，技术打破了行业界限，十分注重用先进适用技术传统产业，尤其关注农机具、基础件等基础性产业和民生产业，因此，能够较为全面的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下一阶段，技术的重点应当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用先进适用技术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等多种手段，更新传统产业的机器设备，加强技术研发投入，促使其提高生产效率，促使其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二是用绿色经济传统产业。加强新能源、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节能环保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三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组织实施集成电、平板显示、关键元器件等核心基础产业跃升计划，增强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提升软件业，支持互联网基础软件、嵌入式软件等研发与产业化。加快推进三网融合，推动广电、电信业务双向进入，加快业务推广和网络建设。
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潜力大、技术含量高、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界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既依赖于技术创新，又依赖于制度创新。在技术创新方面，应重点支持生物医药、新型功能材料、新能源装备等核心技术的研发；重点支持核心电子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制造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等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在制度创新方面，应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革除现有体制中阻碍技术创新的障碍，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型人才培养制度和科技创新激励制度；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与管理，为已有科技及科技的产业化提供法律和制度支持；鼓励知识产权融资方式的创新，为科技迅速为生产力寻求资金支持；加强物联网、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信息技术服务、云计算等标准制订。
企业并购的兴起与衰退往往与经济周期的交替相联系，美国前四次企业并购浪潮均发生在由萧条转向复苏的时期，因此，2011年将是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良机。虽然兼并重组是一种企业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市场行为，但是在其中同样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市场化没有完成，某些体制上的矛盾没有完全理顺，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动存在较多障碍的情况下，的这种作用就尤为重要。一是消除企业兼并重组中面临的各种障碍，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良好外部条件。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指导意见，使企业兼并重组行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消除跨地区重组所面临的体制障碍和地区主义障碍，降低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成本；加快实现金融创新，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金融支持；改善企业经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清除导致企业间不公平竞争的不利因素；加快完善社会保障系统，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二是提供国家援助，做员安置工作。兼并重组是一种市场行为，更多需要依靠市场手段和社保系统来解决人员安置问题，但在目前社保系统和相关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对兼并重组中的利益受损者提供国家援助常必要的。应尽量减少兼并重组中造成的失业员工数量，而对于那些确实难以安置的人员，要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公平、公开的原则，帮助其实现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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