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供销社分销店里有些好吃的。母亲用鸡蛋换大粒盐时，我常常像个小尾巴跟去。但从不让母亲买那些好吃的，母亲也从不给买。母亲买盐的时候，我的眼睛地窥视着玻璃柜台里散装的点心：炉果、缸炉、光头饼、饼干----
有一次，母亲又去买盐，分销店主任韩爷爷在柜台里抓了2块饼干，顺势放在用纸包好的大粒盐包底，递给母亲。走在回家的上，我一小口一小口品着，一直到家了这2块饼干还没舍得吃完。
上中学了，我每天步行20里山，到乡里去读。学校建在西山脚下，离街中心有30分钟程。中午吃从家带来的玉米饼子。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家-----学校；学校—---家。
只有需要买些钢笔水、本等文具，我才偶尔在午休时分去趟街里。文具店紧挨着街里唯一一家饭店。饭店大门敞着，飘散浓郁的炒菜香味，诱人。每次过，我都会不自觉地往饭店里张望几眼，吃饱喝足的食客打着饱嗝，用牙签剔牙醉醺醺走出看着我，我仿佛做贼似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匆匆忙忙离开。
天没亮，我与父亲就起身，赶了20多里山过了几道河，到长途客运站，再焦急等待客运汽车到来，颠簸1个多小时来到南杂木火车站。起完火车票后，父亲说离开车还有2个小时呢，我们去吃饭吧。
后来，我工作很多年了才知道，饭店的有讲究，不能乱挂。通常要与饭店规格匹配。挂1个的，可能就有三五张桌子，只能是填饱肚子的小馆。挂双的，表示有家常菜，有啥做啥，没有也别奢求。挂4个的，则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饭店，室内装修颇有讲究，餐桌用具也有档次，可容纳一二十张桌，能办筵席，可以品尝厨师手艺的，是相当不错的饭店。
父亲立在售货口看了许久，犹豫不决。营业员不耐烦催促：“你还买不”！父亲尴尬地赔笑：“来盘炒血豆腐吧”。从怀里取出一个看不出原色的手绢，小心翼翼打开，捻了几张毛钱递进去。
当我忽然意识到，父亲还没吃呢时，原本就很少的一平盘炒血豆腐，已经剩不多啦。我慢慢放下筷子轻声说：“爹，我吃饱啦。你吃吧”。
这些年，我早起晚归上学，一直没有注意过父亲：常年劳作，手指关节很粗，整个手掌向下弯曲，皮肤纹理是黑的，刷都刷不净的样子。一股心情，油然升起。
父亲在用最后一小块筋饼，把炒血豆腐盘子擦拭的干干净净，慢慢咀嚼，津津有味。似乎再有几张筋饼，几盘炒血豆腐还能吞进肚子里。目睹父亲吃饭，我暗暗下决心：父亲，等我工作有钱啦，一定请你下饭店，饱吃一顿炒血豆腐！
参加工作啦，月工资几十元钱。给家里寄15元后，我每月很拮据。其他同学家境好的，跟家里要钱。我只能向单位申请借用互助金，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所以，工作好几年啦，也没有能力请父亲下饭店。
终于，工资涨到100多啦。我回家探亲，请父亲去南杂木火车站广场那家饭店。父亲嘿嘿嘿笑啦：“小子，你就瞎扯，庄稼院人，哪有没事，去那么远随便下馆子的哦，败家不”！说啥，他也不去。
忽然一天，接到家信，说父亲晚期胃癌。我回到家里看望父亲，他消瘦的不成样子啦，吞咽十分困难，每顿只能吃些流食。
我跪在灵前，泪如泉涌：“父亲，我与你有个约定，如今却凝成”！父亲安详躺在棺柩里，似乎没有一丝遗憾的样子。
结婚后，家人聚餐，只要是店里有血豆腐，我都会要一盘，而且多摆一双筷子。在沈阳大都市出生，吃着肯德基、麦当劳长大的女儿不解地问：“爸爸，炒血豆腐有这么好吃吗”？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即便现在，无论是我参加会议还是出差旅游，抑或是家人亲朋聚餐：每当我住进星级宾馆，走在色地毯；每当我坐在金碧辉煌的大酒店，吃着南北大菜，生猛海鲜，我都会忽然想起父亲，想起南杂木火车站广场那个饭店，还有那盘--------永远的炒血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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