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的干部任用决定，大鹏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管委会主任由48岁的高圣元担任，较让人关注的是，他过去两年在深业集团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可谓“由商入仕”，虽然对比他25年在党政部门任职的经历来说时间并不长，但在近年来党政部门和国企、事业单位乃至民营企业之间人才互相流转的趋势中算是典型例子。有专家提出，现在都提打造服务型，用企业家去建立企业型，“商仕”之间的人才流转方式，有利于使吸收市场和企业做法。本期官察，考察的正是最近7年以来，在“商仕”之间进行角色大转换的14个重要干部和企业人士。
官察君了解到，这14人中，从企业走进党政部门的有6位，有4位则是从从党政部门调任国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还有4位是或长期担任党政职务后到企业任职一两年又回到党政系统。而说到最受关注的，还是“由商入仕”的6位，大多年轻有为，有的5年就“华丽转身”官至正局级，有的从企业转型过来从基层开始做起，现在已经是正厅级干部，还有的不到40岁就成为深圳共青团历史上首位调任团省委任职的。
从企事业单位到政坛
年轻群体 能力强 提拔快
近年来从企业到的干部都比较年轻，如张文任南山区团委副时才29岁，华被提拔到团市委来的时候也是这个年纪。另一个特点则是从企业基层做起，然后成为管理者脱颖而出步入政坛，而且起点都比较高，有一定的领导职务，随后在从政经历中也因表现突出获得提拔，如张合运，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副、副总裁等职务调任文体旅游局局长。可以说，“由商入仕”有两个特点：一是趁年轻，二是趁位高。多数人都来自国企，也有个别是合资企业。
现任深圳市委常委、福田区委的张文47岁，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24年，他最早在南山区的企业工作过6年，1997年迈入政坛，任南山区团委副、等职，18年来先后担任团市委、市副秘书长等职，并赴对口支援的甘肃陇南挂职锻炼，后被提拔为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等(正厅级)。在团市委任过职的领导中，出身自企业的还有年38岁的华，2007年从创维集团党委副、纪委任上被提拔到团市委来，创维是他第一份工作，入职3年就被破格提升为创维集团总经理助理。6年后，到2013年时他已是深圳共青团历史上第一位调任团省委任职的(副厅级)。
同样有团市委履历的蔡颖，2008年12月之前的10年都在深圳市水务集团工作，历任文秘、秘书、总经办副主任等职务，2008年之后从国企转入系统，年仅32岁就出任宝安区副区长，5年后任团市委、党组(正局级)，才37岁就完成从国企转入政坛的“华丽转身”。
另一位女干部赵嘉也是从水务集团出来的，30岁时转入系统，34岁起开始担任南山区委常委、区纪委，副局级。
还有两名干部张合运和岳川江，都曾在企业工作十多年，“入仕”时职务级别已很高。
现任市文体旅游局党组、局长张合运今年52岁，最早在聊城汽运公司工作，到深圳已经27年，其中18年在深圳市海天出版社、深圳广电集团任职，2014年调往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任局党组、局长。
54岁的岳川江也是从企业起步，1987年大学毕业后14年间都在建设集团、国有酒店工作，曾任五洲酒店总经理。2001年8月，岳川江调任深圳市旅游局任副局长、党组，2009年大部制中，“3局1办”合并为文体旅游局，岳川江也调任为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党组，局级干部。13年的工作经历之后，2014年他又进入事业单位广电集团，相当于厅级单位，他的级别也就随之上升。
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
“三高”干部到企业挑大梁
而从转任企事业单位干部交流来看，特点有“三高”：经验丰富而能力高、学历高、职位高，交流的干部都在系统工作了20年左右，从政经历丰富，年龄多在48岁至50岁之间，基本是硕士以上学历，有一定的职务地位，到企事业单位后也是任高管职务。这类干部调往的单位一般与他们在党政部门的工作领域有关。
现任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范鸣春，52岁，在该国企任职已经4年，而他此前在深圳系统工作过18年，有8年时间在工商系统任职。
51岁的宣柱锡调任深圳报业集团，担任党组副、副社长、集团总编辑至今已有4年多，职级显示为正局级。宣柱锡在系统工作时间要长得多，1989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深圳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市委对外宣传办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到调任深圳报业集团时已在系统工作近20年。
而50岁的尹昌龙任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党委、总经理已4年，在事业单位的经历目前只占他整个工作生涯的1/5，此前他在系统工作20余年，长期分管新闻出版工作。51岁的陈新亮是两年前从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党组任上，调任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总编辑兼党委副的，此前1993年到2013年都在深圳市文化出版管理部门工作，长达20年，一直分管文化艺术口工作，既有丰富的文化事业管理经验，又有专业的版权法律背景。
在企业简短任职
锻炼一两年 回到党政系统受重用
而还有不少干部虽然工作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党政部门度过，但在被提拔任用到部分更重要职位时，往往也会转任到企业去任职一段时间。
现任深圳市副市长、54岁的生曾在宣传系统任职多年，曾到企业任职。2004年，在当了20年宣传系统干部后，生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调任深圳广电集团总裁，1年后回党政系统。
五届政协深圳市委员会王穗明在深圳党政系统工作31年，1998年曾从市贸易发展局，调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局董事、总裁、党委副。王穗明有经济学专业背景，在部门及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流顺理成章。一年后，也就是1999年调任深圳市委常委、委。
52岁的市经贸信委主任郭立民，曾任市计划发展局副局长、党组。2003年从系统转国企，任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1年后又转任为市国资委主任。2009年，46岁的郭立民再次转任到国企，任深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3年后调任市经贸信委主任。
而新近任用的48岁高圣元，在出任大鹏新区管委会主任之前，于2013年到2015年4月间任深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就他27年的工作经历来说时间不算长。
现在都提打造服务型，就需要建立新的服务管理，用企业家去建立企业型。这样一种干部交流方式，可以使吸收市场和企业做法。而在发挥企业家，以服务为导向的管理体制及绩效管理，企业有这一优势。
—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
专家观点
领导干部和国企高管为何要进行“流转”？
相关法规创造了前提 有利培养专业化干部
实际上，高级公务员在国内外都有流动，而我国的这样一种流动必须与《公务员法》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相符，这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前提。深圳市委组织部介绍，深圳的政企干部的交流必须符合《干部任用条例》、《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等。与《公务员法》《干部任用条例》等法律法规一道，《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等法规，初步构成了较为完备的干部人事工作法规体系，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公务员法》，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交流的方式包括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调入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而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认为，干部交流可以在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进行，同时特列第十六条重申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推荐党政领导干部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职。
应该说，这些法规，对干部交流的范围作了极大的拓展，体现侧重培养和发挥干部发展经济业务能力的趋向。“现代社会治理的专业化要求非常高，因此，党政系统培养干部的目标不应再是培养万金油式的干部，而是培养专业化干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认为，与企业的工作是有差别的，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的目标，政策的制定、执行都是要本着公公共利益的目标来推动。但企业却是在市场中运行的经济实体，实现经济效益是管理的目标。
两种系统有相通之处 有利借鉴服务为导向的体制
“这样一种干部流动的机制，经常通过各种转任、挂职来实现。”马敬仁提到，国企正处于改制当中，改制吸引人才待遇也比机关好一点，而国企遇到挑战，也需要型人才去加入和推动。
“岗位和国企高管的有相通之处，官员一般都是文官，长期在做事，从事行政管理，和外部的关系一般都是通过法律制度来安排。”马敬仁说，企业则要面对消费者和市场。现在都提打造服务型，就需要建立新的服务管理，用企业家去建立企业型。这样一种干部交流方式，可以使吸收市场和企业做法。而在发挥企业家，以服务为导向的管理体制及绩效管理，企业有这一优势。
收入差别巨大 国企高管如何对接职务？
不过，在马敬仁看来，企业都要建立公司制，公司治理体制有董事会、监事会，规范企业完整协调发展，但在国企中，并没有完全确立法人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表现不错的领导干部凤毛麟角，这样的干部交流也不算多。所以，建立一个中高层干部交流体系，还是有很多现实问题要解决。
再比如，由于1999年中央发文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中国国企老总属于介于管理和技术两个序列之间的，工资福利等待遇要远高于中相同级别官员的待遇。的工资待遇等最高也不过20多万元，与国企老总动辄上百万的年薪差别巨大，政企干部交流若形成一种趋势，其国企高管薪资福利如何与对接是很现实的问题。
在看来，企业管理者转任官员，价值、政策水平及服务都要转变，比如，要去熟悉国家的大政方针、思、和社会治理以及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必须按照公共利益的原则行事。
AⅡ13-14
策划：南都记者 张小玲
采写：南都记者 张小玲 林燕德
MON
官察
TUE
每人计
WED
老乡好
THU
发现
深港
FRI
创客
不说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