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可离开山西。”山西着人类文明进化中的许多关键环节，从女娲到炎黄，再到尧舜禹，人类早期社会形态逐步形成，人类文明渐次臻于完善。炎黄融合之地围绕在运城盐池周围，炎帝文化圈在上党地区，尧文化圈在平阳地区，舜文化圈在河东地区……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 中国 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
华夏文明起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主根，并非出自偶然，也不是一蹴而就。《诗经》有言，“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河东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成为最早的中国，首先得益于的眷顾和大自然的赠与。
河东大地，山河，相对。天然的、良好的生态使人口增加、聚集和定居得以实现，从而有利于文明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山西省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薄生荣说，我国古代的先民们，从采摘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他们心目中的宜居之地，必然是水草肥美，山环水抱，有依有靠的中小盆地。这些地方，一方面凿窑而居仍有可能，另一方面生活用水有，原始的种植也比较方便，而上山打猎距离也不是太远，这种条件，只有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黄河中游的几个盆地具备，这也就是华夏文明不起源于大江大河，而发源于汾河、涑水河、渭河、洛河盆地的主要原因。
在尧的时期，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国家”已具雏形：都城、法律、等已经产生。这些早期“国家”还有“名称”：尧称“唐”，舜称“虞”，禹称“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定云认为，“唐、虞、夏”的都城分别是：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由于当时部落甚多，“万国林立”，而“唐、虞、夏”则是部落联盟首领，居“万国”之中，故称“中国”（中央之国）。这便是“古中国”一词的来由。此时的“古中国”，其中心是在晋南，平阳、蒲坂、安邑都在晋南，便是这一事实的最好明证。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 中国 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他根据临汾陶寺文化所具有的“综合体性质”，指出陶寺遗址居于文化区域的中心，正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认为，中国就是两个字，一个“中”，一个“国”，“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即“中国”，这应该是其最原始的初意。
天文考古实测证明，陶寺遗址作为帝尧古都之所在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显示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最早的“中国”就在陶寺，就是尧都。
王冶秋先生曾有四句诗：晋南好戏不寻常，史迹绵延长。猿人更有猿人早，哪论唐虞与汉唐。河东大地具有完整序列的石器时代遗址，使人类文明和农耕文明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
从180万年前的西侯度、70万年前的匼河，再到10万年前的丁村；从2万年前的柿子滩到7000年前的枣园，再到6000年前的西阴，可以看出河东的地域文明，不仅根系古远，而且传承不衰，渊源有自。众多旧新石器遗址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河东就是一块古老的风水宝地，中国农耕文化、中国人类文化从这里走来，势属必然。而陶寺遗址的出现最终证明了，古中国就在这里。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是一处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大型遗址，在我国著名学者夏鼐、苏秉琦等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长期发掘，辉煌。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田建文说，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襄汾陶寺遗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发现距今四千年前的古城，城内分布着观象台、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墓葬区等。大型墓葬随葬着彩绘蟠龙陶盘、彩绘陶器、彩绘木器、鼍鼓、玉器等，十分精美。高江涛说，碳十四年代技术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距今约4500年—3900年之间，相当于史载的尧舜禹时期。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合心说，“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利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复制品测量日影同《周髀算经》的“地中”标准恰好相同。天文考古实测证明，陶寺遗址作为帝尧古都之所在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显示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最早的“中国”就在陶寺，就是尧都。
这是一直被称为中国是龙的国度的一件“龙”的实据，正是“华夏图腾中国龙”出自山西的最有力确证。
在中华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中，作为根祖文化的载体山西晋南，为构筑中国文明大厦起了熔炉和大通道的作用，由此通道，中国历史正式踏进了文明社会的大门。
黄河文明的主干在黄河中游，正是地处黄土高原的河东地区，因此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华夏儿女，在这里被浸染了主色调。又有研究表明，以华山周围的华族和在山西运城盐池周围生活的夏族，共同形成了华夏民族，使中华民族有了最早的名字。中华始祖黄帝与生活在今上党、高平一带的炎帝部落在河东地区进行融合，形成了炎黄联盟。今天的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即由此而来。在陶寺出土的一件蟠龙纹陶盘，龙头似鳄，身似蛇而有斑鳞，这是一直被称为中国是龙的国度的一件“龙”的实据，正是“华夏图腾中国龙”出自山西的最有力确证。华夏子孙被称为龙的传人，即由此演化而来。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远古时代就积淀了深厚的原始文化层，并形成了前后衔接的文化发展序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说，陶寺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1978年开始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地区文化局合作发掘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后命名为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晋南的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距今4600年至4000年。陶寺遗址规模宏大，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达到中国史前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薄生荣说，河东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夏之源、最早的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华夏氏族是中华文明的创造主体，把东夷、西夷、融祝八姓以及蛮夷、戎狄诸多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使上古的众多部族融于华夏，使众多图腾融合于龙。华夏族统一成为龙的传人，还得益于尧舜禹时代的礼仪和文化，比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把协调合作作为头等大事；“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敦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把民生作为理政的首务。这使河东成为天下的一个伦理文范区，对周边既有吸引作用，又有辐射作用，既有很强的凝聚力，又有很强的渗透力。
今日的文化是在往日文化的沃土上出来的。晋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厚，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也是我们建设现代化的宝贵资源，重新塑造历史的辉煌是晋文化现代化价值之所在，企盼山西出现一个更加灿烂辉煌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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