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应有双重语境，一重以机器作为自身——会思考的机器，一重也将人作为自身——重新思考机器。这个展览在人工智能热和虚拟现实热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反思意义，像是反馈回的重要一环，透过这场展览所展现出来的历史逻辑，我们会幡然我们对于“计算机”的误读。今天，我们还沉浸在信息技术成巨大市场生产力的余泽中，而在上世纪的60-90年代，在计算机和互联网诞生的时刻，艺术与设计的们，则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思考和实践的却已是今天我们仍未到达的彼岸。艺术在变革性的技术出现时有着崭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书写新的历史。
1961年，劳申伯格（Rauschenberg）有一件作品是为约翰·凯奇（John Cage）而作，他说，他们自初就是哲学上和上最亲密的伙伴。名为Trophy IV（for John Cage）（1961）的作品，是其1959至1962年间创作的Trophies系列中的其中之一，这个系列是为感谢对他的艺术创作催生思考的那些最重要的人而作。劳申伯格在当下艺术史书写中是“现成品”艺术的重要人物，在这里无意去重新书写历史，也并不对劳申伯格的作品有所偏好，他激发这次思想旅程的恰恰是他创作Trophies系列时的动机——这一“情境”本身，让我们对“现代艺术”之后的当代艺术史有了新的思考。
在这次展览中，“思考”一词具有意义。“思考”这一行为本身包含一种“互动”，主客体的界线被打破，人们在一情境中，整个情境也变得有知觉，人与他者（它者）的关系不再是二分的，变得可以交流。这不正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世界认识的转变？计算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正是电子信息通讯技术在这一转变中的积极实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万维网、互联网的出现和应用，人与人的交流跨域空间在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在今天，我们会发觉自身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被机器物化了，却忽略了计算机这一特殊机器在其时便被赋予的主体意识。按照主客体论，人别于其他，在于思考——这一主体意识。而计算机这一“机器”，被人们赋予的最初设想，正是像人类一样具备思考能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时代已经可以预见身后半个世纪。在1968年，MOMA曾经策划一场名为“机械时代终结时的机器”（The Machine as Seen at the End of the Mechanical Age）的展览，从达芬奇机械时代开始到电子计算机初生时代，“机器”在二十世纪晚期性质发生了转变，过去几个世纪，“机器”或者说物理运动的机器，一直是人类肌肉的延伸，或是人类的其他有机特征的延伸，但是在机械时代终结时，“机器”被设计成模仿或模拟人脑的认知功能，计算机——电子运动的机器，开始代替物理运动的机械机器，对人类发挥重大作用。展览思考了这一变革所带来的结果:“人与机器的区别是什么？机器是像人类一样，还是反过来人像机器一样？”当然，在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发表《控制论》的时候，他的本意是致力于将计算机看作和人一样的，一视同仁将其当作自主、自律的个体，而并不是像之后我们大多数时候所的那样——将人视为“机器”。
荷尔德林说，身处本源近旁的存在者最终很难离开并放弃它原来的居所。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艺术变得多元，在物与非物之间徘徊，作为本体论的艺术好像已经抽离了本源。人们面对新的技术，身处技术其中，却又忽略了技术。研究者们前瞻性的可以预见未来的时代，艺术又将重返本源，因为虚拟现实技术会更为日常。计算机技术诞生之时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对于今天的速度感来说，这期间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累积，当剥离当下形形色色的艺术回首再看时，那些计算机艺术们，或者说那些“会思考的”机器们，给信息时代提供了一个本源之居。
1959-1989，这一时段正是机械时代向计算机时代迈进的初始阶段，九十年代之后，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从开始的“机械复制时代”，中间跨过“模拟技术时代”，再到“数字复制时代”，道格拉斯·戴维斯（Douglas Davis）说，我们是在观、听、读、重复、修改的那一创造性时刻创造艺术。或许可以说，我们在彼此沉浸中生产艺术，现成品艺术、偶发艺术、观念艺术或是装置艺术都可以归为新技术所产生互动。因为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数据”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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