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不得不雇用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京师同文馆于1861年首先设立英文馆。在英语教学上，直接移植当时正在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即让学生通过大量的中英文互译来学习和掌握英语。低年级的学生往往“浅解辞句、句法、翻译条子”，到了高年级，课程则扩大为“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等内容。同时，学生还得不断地翻译书籍，成绩显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励。
并入京师大学堂（大学前身）后，这种英文学习法仍没有多大改观。茅盾先生曾回忆他在大学预科求学时的经历：“那时候学英语，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我们认、读、写英文字像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学生硬记，天天默写单词，天天背课文……”
不久后，大学的老冤家——学堂从游美肄业馆中脱胎了。作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学校，学堂必须毕业生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后，能够顺利地适应在美生活和学习，因此，这里的英文教学直接采用美国模式，学校实行严格的考试和淘汰制，定期举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试，口试成绩也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如果学生国学不及格，及格，仍然可以毕业；如果没有及格，国学即使分数再高也毕不了业。同时，学堂还非常注重英语氛围的营造，校园内的会、辩论会、戏剧、演出等大多数都是用英文进行，各类告示与刊物也全用英文书写，甚至在校医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语。在这种沁润似的英语教培养下，园先后走出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和“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在学堂如火如荼地培养新式人才之时，学校也在中国各地悄然生长。作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学校，马礼逊学校对中国传统私塾教育持态度，校长布朗自诩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训练整个人，包括德、智、体”，因而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注重系统性和计划性，并能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设置不同的课程，采用不同的教。在教学上，学校反对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思考能力，做到“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表现优秀的学生，更有机会赴美留学，中国留学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为此，他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进行被当时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
为了获得关于的第一手资料，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常用的专有名词、英文数词、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范围内，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权已被架空，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的手中。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直接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Садитесь），“谢谢——四包锡箔”（Спасибо），“再见——大四位达理也”（До свидания）”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就将这种用汉语注音学习法发扬至极。《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流利但不合文法”。孕妇梦见死人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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